编者按：今年是援摩洛哥中国医疗队派遣五十周年。中摩两国于1958年1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5年9月，上海组建的第一支中国医疗队进驻塞达特省的哈桑二世医院，由此开启援摩洛哥医疗工作的历史。
50年来，上海已连续向摩洛哥派出197批医疗队、2025人次的医疗队队员。一代又一代上海医生秉承“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竭尽全力为当地百姓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并在摩洛哥医学史上创造多项奇迹。
生命无价，仁爱无界。纪念援摩洛哥中国医疗队派遣五十周年，让我们一起聆听援摩队员们的讲述。
那些忘不了的眼神
讲述人：张柏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第1批援摩洛哥中国医疗队）
1963年，我从学校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成为一名血管外科医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耕耘，希望成为一名患者眼中的好医生。1975年，34岁的我接到一项特殊重任：担任上海首批援摩医疗队队长，同时兼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带队前往摩洛哥开展医疗援助。
首批出征的这支队伍共12人，来自仁济医院、瑞金医院、新华医院等各大医院，有学西医的，也有会针灸的，还有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在当时出征的援摩医疗队中，这支队伍还创下平均年龄最小、队长年龄最小的纪录。9月，我们一行人启程远赴摩洛哥，开启为期两年的医疗援助工作。
在这之前，队员中几乎没人踏出过国门。走下飞机，扑面而来的异域风情让我们的内心既忐忑又坚定。我们首先抵达首都拉巴特，与大使馆人员交流后，得知我们是国家派出的第一个下沉到摩洛哥基层的群众团体。
离开大使馆后，医疗队赶往此次援摩的驻地——塞达特省哈桑二世医院，在这里，掀开上海援摩医疗历史画卷的首页，我们也有幸成为第一批去播撒种子的人。
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我们医疗队就投入到白天门诊、晚上急诊全天无休的忙碌状态。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无论小病还是大手术，甚至是护理工作，来自上海的医生都冲在第一线。那段时间，大家都很疲累，全靠意志力支撑，不知不觉挺过了3个月。后来才知，这3个月其实是对上海医生的“考察期”。欣慰的是，我们以精湛医技和敬业精神渡过了“考察期”，取得了当地政府和医院的信任及赞扬，医疗队因此获得高规格接待——相继受邀到当地市长及省长家中做客。
上海医生的好口碑渐渐传开，吸引周边居民前来就诊。随着就诊人数增加，我们这支由外科、内科、妇产科、麻醉科、检验科、手术护士组建的医疗队需要面对日渐扩大的病种。很多时候我必须身兼数职，既是普外科医生，又要治疗骨科患者，还协助妇科医生手术。
与繁忙的诊疗工作相比，我们的生活就单调许多。一方面，业余时间几乎被突如其来的急诊占用，另一方面，哈桑二世医院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比如闷热的夏天没电风扇，只能靠冰块和手摇扇防暑。当地省政府关心我们的生活，先后赠送了乒乓桌、电视机等，成为医疗队业余生活中的珍贵点缀。
在繁忙且单一的日子里，唯一一件能让所有队员兴奋的事就是给家人写信。50年前，通讯条件很有限，队员们每星期通过大使馆向远在国内的家人寄送信件。每次毅鸣天汇，队员们的信纸上总是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寄托着对家的深深思念。
有人曾问我，条件那么艰苦、工作那么繁重，是什么支撑你带领首批医疗队顺利完成援摩任务？我想，是一身白衣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自国家的嘱托，也来自于患者期盼的眼神。
我至今难忘阿拉伯妇女的一个眼神。当时这名阿拉伯农村产妇自己把孩子生出来后，发现胎盘始终没出来。她就把脐带绕在大腿，拖着板车，向中国医生所在的医院求救。我们彼此语言不通，但她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属于我的责任，这就是我不远千里奔赴这里的使命啊。最后，在精心医治下，产妇康复出院。
回首在摩洛哥的日日夜夜，时隔50年，记忆有模糊，但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我始终无法忘怀。我想，人生的每个选择都是有意义的，人生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值得的。希望年轻的医者能从日复一日的诊室走出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看看那些期盼的眼神。以一身白衣、一颗红心，怀抱初心梦想。
（宋迪文 整理）
七次援摩，万里“银针情”
讲述人：马良翰（上海市东方医院，第169批援摩洛哥中国医疗队塞达特分队）
2001年，我第一次踏上摩洛哥的土地，带着银针开启了我在异国他乡的医疗生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待便是14年。14年间，我7次援摩，已将摩洛哥视为第二故乡。小小的银针，征服了当地百姓，也成就了我职业生涯中的别样辉煌。
2000年初，我年届不惑，心想趁着年轻再做点有意义的事。于是，我报名参加了援摩医疗队，来到摩洛哥赛达特省。
初到摩洛哥，我发现中国医生在当地享有极高声誉，尤其是妇产科、骨科和外科，几乎撑起了当地医疗的半边天。许多上一辈的摩洛哥人都会自豪地说：“我是中国医生接生的！”这份恩情也让我暗下决心：要用自己擅长的针灸，为摩洛哥的百姓带去更多的健康与希望。
在摩洛哥，针灸的神奇魅力很快传开，一根银针、几个穴位，便能为当地百姓缓解多年的腰腿病痛。许多人慕名而来，只为感受这神奇的东方医术。
两年的援摩任务很快结束，回到上海的我却始终牵挂着这片北非土地。2004年、2007年，我相继报名中国援摩医疗队。多年的援摩工作让我深切感受着当地人对中国医生的感激与敬仰，也让我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余下的职业生涯全部奉献给摩洛哥。于是，这一待又是整整10年。
无论是山区的偏远小镇，还是沙漠边缘的医疗点，14年间，我的足迹遍布多地。每当新一批援摩队员到达后，我总习惯性地“尽地主之谊”，协助他们收拾房间，请后勤人员修理有故障的电器、网络，陪大家去超市、集市购买生活物资。
多年的援摩经历毅鸣天汇，也让我练就了好手艺，每当大家想念家乡时，我就会买些队员们爱吃的蔬菜、鱼、肉等食材，用一顿家乡菜抚慰大家的思乡情。
干燥的气候、艰苦的条件，14年来我经历了许多挑战，但从未有退缩的念头。在摩洛哥的日子里，我不仅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文化的传播者。我用针灸这一古老医术，向摩洛哥人民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我的治疗，许多摩洛哥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还有人开始学习中文，希望有朝一日去中国看看。
（瞿乃婴 整理）
在北非火出圈的“东方医学”
讲述人：胡炳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第171批援摩洛哥中国医疗队穆罕默迪亚分队）
一位中年摩洛哥女士，拿着话筒，兴奋地描述着她刚接受推拿治疗后的感受：“医生的手按到了我平时头最痛的部位，现在我感觉非常轻松，原先的头晕症状明显减轻了……”
这一幕发生在摩洛哥，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体验中医。体验活动前，我向学生们介绍了中医，200个座位的会场被挤得满满的，不少听众坐在过道上。
其实，中医来到摩洛哥已有40多年历史，一批又一批援摩医生把原本神秘的东方医学，变成摩洛哥人熟悉的治疗技术。因为援摩医生，中医在这片北非大地上实力圈粉。
由于中医针灸太受欢迎，1986年，上海医疗队在穆罕默迪亚设立中医分队。到2018年，为摩洛哥患者提供针灸治疗超过一百万人次。到穆罕默迪亚中医分队就诊的病人，不仅有摩洛哥当地人，还有不少在摩洛哥工作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患者。
中医粉丝越来越多，医院很快就“人满为患”，2010年，穆罕默迪亚医疗队只能将车库和露天庭院改建成治疗室。为满足患者需求，医生们缩短了午餐时间，放弃午休，以便尽可能地延长门诊时间。
中医在摩洛哥有多火？有次给患者针灸时，邻床病人眼见这名病人身上的银针比自己多，对中国医生说：“他比我多，我也要多扎几根。”听起来像笑话，但这样的故事可从侧面窥见中医在摩洛哥的风靡程度。
上海派出的援摩医生每一批到摩洛哥服务两年。第16批穆罕默迪亚医疗分队由上海中医药大学负责委派，队员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的我、李连波以及龙华医院潘云华三位针灸推拿中医师以及岳阳医院厨师刘瑛、上海国际交流中心翻译毛茜等五位队员组成，其中三位队员年龄都超过五十岁。这个分队是八支援摩医疗分队中唯一一支以中医针灸、推拿医生为主的团队。
之前，穆罕默迪亚援摩医疗队主要提供针灸治疗，我想，针灸在当地已有一定群众基础，不妨进一步增加推拿项目。根据当地疾病谱，推拿门诊遴选了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脊柱小关节紊乱以及头痛、抑郁症、失眠等辨证施治，效果很好，求诊者越来越多，不得不采取预诊筛选制。
摩洛哥人折服于针灸医术的疗效，对推拿更是充满好奇，称之为“功夫”，都想体验一番。
除了用中医传统的针灸、推拿为摩洛哥患者治病，我在摩洛哥还做了很多教学和推广中医的工作。我把中医推拿3000多年的历史压缩在40分钟的课堂里，让当地人知道除了保健性质的“massage（按摩）”，还有医疗性质的中医推拿这一单词；知道了中医推拿除了治疗肌肉、关节疼痛，还能治疗妇科、内科疾病；知道了在400多年前中国人就通过两只手治疗小儿科疾病，并建立完整的小儿推拿理论体系；知道了中国推拿医生和其他医生一样要经过10多年系统专科培训和考试……
危难之处显身手，同舟共济一家人
讲述人：马珏（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第186批援摩洛哥中国医疗队塞达特分队）
2020年2月22日下午5点，妇产科值班已忙碌了一个白天，身体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松软下来，准备返回食堂晚餐。突然，“Urgence！Venir！（急诊！快来！）”随着助产士的呼叫，值班的我第一时间赶到产房，一名顺产后的产妇出血了。看到产妇身下那大滩的血块，我立刻予以加强宫缩治疗，但常规处理并未奏效，此时产后出血量达到1000毫升。我决定入手术室全面检查，必要时手术止血。
一接到警报，复旦大学附属耳鼻喉科医院的麻醉科李杰医师晚饭吃了一半，饭碗一推急忙赶到抢救现场。李杰医生技术过硬，一到现场，立马进行生命体征的监测与维护，当麻醉护士抽血失败时，他从容不迫，驾轻就熟地选择穿刺颈静脉，成功抽取了第一套血送检。
在助产士的协助下，我迅速检查了产道，排除了胎盘残留和产道撕裂等病因，确认了产后大出血原因——子宫及宫颈的收缩乏力。可是，针对性的处理效果不佳。突然，“哗”的一下，又有一阵约300毫升的鲜红血液喷涌而出。整个子宫松的就像布囊袋，血就好像水龙头大开一样流着！说实话，看到这状况，我很焦急，在上海，我会立即给予宫腔水囊填塞压迫止血，整个操作只要5到10分钟就起效了。而现在是在摩洛哥，连较好的宫缩剂都没有！怎么办？出血已经1500毫升了，当下只有一条路可走：手术止血——子宫缝合捆绑，无效则进行子宫切除控制出血！
决策很快，可一想到切除产后子宫，我还是忐忑，因为在上海我没做过产科的子宫切除，它比妇科的子宫血供更丰富，手术损伤风险也大。可是，看着血哗哗不停在流的产妇，根本没有让我有迟疑的时间。在麻醉支持下，我迅速进腹，捆扎子宫，同时让台下护士和李杰医生帮忙呼叫支援。
医疗队里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杜雪寒医师接到警报迅速赶来，二话不说洗手上台。这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尽管做了各种努力，可病人的出血仍在继续，已接近2000毫升，不能再等，立刻切子宫！
手术迅速开展。与此同时，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外科的廉朋主任接到呼叫后，深知我们产科手术室器械匮乏，立即去外科急诊手术室借了全套的手术器械，只为了让手术能快速有效地进行。身为队长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外科许雪峰主任得知消息后，也跑来关心手术情况，并且宽慰我：“放心大胆做手术抢救病人，我和廉教授在旁辅助，随时待命上台！”他带来翻译田宇东，在台下与摩洛哥护士确保对接沟通畅通，让我能安心且专心于手术。
大家的支持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全力投入手术。
考验接踵而至——医院血库没有备血！医院B型血只备有一袋早已输完，现在血报告出来，血色素只有5.6克！产妇家属虽已去卡萨买血，可一来一回要两个多小时。医院里只有O型血，输不输？这对麻醉师李杰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给B型血病人输O型血，这只是教课书上的理论。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摩洛哥，溶血反应有风险，但大出血的患者不能获得及时输血的风险尤甚。李杰医生当机立断，“特事特办，输！”说实话，在场所有人都为他捏一把汗，也为产妇祈祷……
终于，手术在大家的保驾护航下顺利结束，产妇出血止住了！产妇生命体征稳定，我们成功了！
这时，我突然感到胃内一阵抽搐。这才想起，我已10个小时滴水未进，是体内的肾上腺素支撑着我，待患者转危为安，我从紧张的情绪中松弛下来，饥饿感如龙卷风般席卷而来。
回到食堂，厨师罗会山为我准备了夜宵——热气腾腾的面条和荷包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骨科张超医生特意送了一个红苹果，表达对我的这个患者平安的祝福。面对大家的关怀，我内心只有两个字毅鸣天汇，就是“感动”。在摩洛哥，在异国他乡，我们是一个“Equipe Chinoise（中国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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